一個老秀才，養活三億人

▲小小的番薯，將劇烈地改寫中國史。圖源：攝圖網

當時，北方小麥畝產僅為300斤左右，且每年只能種一季；在南方雖然可以種兩季水稻，但全年畝產也不過就五六百斤。

而番薯不僅可以種植兩季，其中春薯畝產可達4000多斤，夏薯畝產可達2000多斤，全年產量可達6000多斤，儘管口感不如水稻和小麥精美，但對於長期掙扎在溫飽線上的中國農民來說，這種從南美洲輾轉引進的超級農作物，無疑是上天恩賜給中國人的超級禮物。

這場由陳振龍偷運番薯後，即將在中國引發的食物革命和人口革命，可以說，無論如何讚譽都不為過。

而歷史並非孤立的敘述線，就在陳振龍拚死從菲律賓引種番薯進入福建前後，明朝萬曆年間（1572年－1620年），廣東東莞人陳益、廣東吳川人林懷蘭，也分別從安南（今越南）引種番薯，進入到了廣東東莞和吳川等地。

儘管各自獨立，互相不知道自己的引種行為，但這場從全球地理大發現時代發端，從南美洲輾轉傳播進入廣東和福建的農業革命，即將劇烈地改寫往後的中國史。

但歷史的發展總是充滿曲折，就在番薯引入廣東和福建後不久，中華帝國開始陷入了長期戰亂之中，歷經明末清初歷時近百年的動盪，番薯這種本來可以利澤萬民的超級農作物，竟然在廣東和福建困阻不前，無法進行大規模的廣泛傳播。

儘管明末清初長期動盪，但自從陳振龍引入番薯後，粗生賤養，即使「地屬沙土」也能成活、且產量極高的番薯，使得以往常年「產米不敷」的福建人民，得以「足果其腹、災不為荒」，當時，番薯在福建「遍地皆種，物多價廉，三餐當飯而食，小民賴之」，以致於當明末清初鄭成功的船隊為颱風所困，下令在澎湖籌糧時，糧食官回答他，當地「唯有番薯」而已。

得益於番薯的廣泛引種，福建人口也從明朝萬曆年間（1572年－1620年）的173萬人，增加到了1834年（清朝道光十四年）的1500多萬人。